An Open Letter to Beatrice Ask

Jonas Hassen Khemiri

Artwork by Ellen Blom

親愛的艾斯克部長:

有許多事情造就我們之間的不同。你出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是在七十年代末。你是女人,我是男人。你是政治家,我是作家。但有些事情我們是共通的。我們都修讀過國際經濟學(最後也沒有畢業)。我們有著差不多的髮型(縱然我們的髮色是如此不同)。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正式公民,在其境內出生,通過語言、國旗、歷史、基礎建設聯繫起來。我們在法律面前均是平等的。

因此,上星期四電台節目 〈P1 早晨〉(P1 Morgon)向你提問,作為司法部長,你是否關心人們──公民、納稅人、選民──聲稱曾僅僅因為外貌(黑皮膚、非金髮碧眼、黑頭髮)而被警察截停查核身份,你的回答著實教我驚訝:

「一個人對於『為甚麼我會被查問』的經驗當然可以是很個人的。有些曾犯罪的人覺得自己總是被查問,即使從表面上很難斷定一個人是不是犯了罪(...)要判斷警察的行動有否依循法律規則,我們要著眼大局。」

多有意思的措詞──「曾犯罪的人」──正好形容我們;所有人在證明自己清白前都是有罪的。甚麼時候開始,一個人的經驗成了種族主義結構的一部分?它何時變成歧視、壓迫、暴力?所謂「大局」又何能把眾多公民的個人經驗排拒在外?那要根據誰的經驗?

我只想請求你一件事,艾斯克部長。讓我們來交換皮膚和體驗吧。來,就這樣。你從不反對古怪的想法(我還記得你那極富爭議性的提議:所有嫖客都應該收到淡紫色的通知信)。

我們來互借身體二十四小時。首先,我會進入你的身體感受作為一個女人在父權主導的政治世界滾是怎樣一回事。然後你可以借我的皮囊去瞭解,當你出門走到街上,下行至地鐵,走進購物中心,遇見警察站在那裡,把持著法律,利用職權要你證明己身清白,那被喚起的記憶。他人的欺侮,他人的制服,他人的目光。不,我們用不著追溯至二戰時的德國或八十年代的南非。最近的瑞典歷史已然足夠,那些我們的共同身體驀然回想起的連串隨機經驗。

六歲時我們飛抵家鄉阿蘭達(Arlanda)。我們拉著父親出汗的手走向海關,他清了清喉嚨,特意修好髮型,膝下的皮鞋擦得晶亮。他檢查了兩次,確定他的瑞典護照放在對的西裝內袋。所有粉白膚色的人都通過了,我們的父親卻被攔截下來。我們以為,大概只是巧合吧。十歲,這一幕再次上演。也許是他的口音。十二歲,仍目睹同樣情景。可能因為他那壞了拉鍊又有破洞的袋。十四歲,十六歲,十八歲。

七歲開始上學,父親早就向我們介紹這個社會,那時的他已恐怕孩子要承繼外來人身份而惶惶不可終日。他說:「我們這種樣子,要做得比別人好千萬倍才能不被人否定。」

「為甚麼?」

「因為每個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呀。」

「你也是嗎?」

「我是例外。」

這正正是種族主義的操作。它永遠不是我們的罪疚,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基因。它總是在他方,不在這裡,不在我、或我們之內。

八歲,看動作片見到黑人強姦,用重喉音說髒話,打自己的女人,綁架他們的孩子,操縱、說謊、偷竊、虐待。十六歲、十九歲、二十歲、三十二,不斷看到如此單面向的角色被一再濫用。

九歲,決心要成為班上最用功的書獃子,世上最厲害的拼命三郎。每件事都按計劃進行,可是後來班上來了代課老師,他不問青紅皂白就認定我們是搗蛋鬼。

十歲第一次被光頭黨追趕,但那可不是最後一次。他們在賀加列雪根大教堂(Högalidskyrkan)下的老長椅瞥見我們的共同身體,他們咆哮,我們奔跑,躲避進門道,口裡帶著血腥味兒,一路回家我們的心驚悸不已。

十一歲,讀漫畫中的東方人總帶著異國的神秘,美麗褐色的眼眸,感性卻又詭譎。

十二歲,到Mega Skivakademien聽唱片,但每次那些警衛都像鯊魚般包圍過來,向著對講機說話,在數米外亦步亦趨。我們嘗試行動如常,竭力避免流露可疑的形迹。要走得正常點,碧翠絲。像平日一樣呼吸。逛到唱片架前,用一種明顯沒有打算偷的方式取下吐派克的唱碟。但那些警衛仍監視著。在某處,就在那裡,我們共同身體的深處,有一種羞恥的愉悅,因為初嘗到那囚禁著我們父輩的結構,找到為甚麼父親們永遠不能在這裡發跡的原因,明白何以他們的夢想全都葬身在打回頭的求職信海中。

十三歲,開始出入青年中心,聽到許多故事。一個朋友的哥哥因為反駁諾爾馬諾姆(Norrmalm)的警察而被扔上警車,然後丟到納卡(Nacka),鼻子流血。另一個朋友的表親被保安拖拉進斯魯森(Slussen)地鐵月台的小房間毆打(他們還用電話簿墊著他的大腿以免留下瘀痕)。父親的友人N被巡邏警察發現他說話結巴而給鎖進醉酒房,第二天警察才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急症室裡醫生診斷為腦溢血。喪禮上,他女朋友說:「假如他們曾撥個電話給我,我就能讓他們知道他沒有喝酒了。」

十三歲半,居住的城市被帶槍和鐳射瞄準器的男人狙擊,他已在七個月內射殺了十一個黑頭髮的人了,警察還不介入。而我們共同的腦袋開始設想,通常穆斯林的境遇最糟糕,有著阿拉伯名字的總是最沒權力(還完全壓抑著回憶從前其他建制掌權的時光──例如那個在學校裡大家都喚他作「猶太人」的傢伙,他牛仔褲頭的皮帶扣被鎖上了鐵鏈,整個人給拴在欄柵,他努力要掙脫時大家都取笑他;他自己也笑,他試圖要笑;我們也一塊跟著笑了嗎?)

十四歲,剛踏出霍斯加坦(Hornsgatan)的麥當勞,就被兩個警察查問身份證。十五歲,坐在Expert電子店外,一架警車停了下來,兩個警員前來查身份證,還問了今晚有甚麼事情。然後又跳回車裡。

內心總在天人交戰。有把聲音說:他們沒有他媽的權利來預判我們!他們不配穿著制服拉起他媽的警戒線封鎖這個城市。他們不得使我們在自己的鄰里間活得不安!

另一把聲音卻說:假如那是我們的錯?我們很可能太高談闊論了。我們穿了帽衫和運動鞋。我們的牛仔褲太不稱身,口袋的數目又如此可疑。我們錯誤的有著惡棍的髮色。當初我們就應該選擇讓皮膚長少點黑色素。我們的姓氏湊巧令這小國的人聯想到他們僅是大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還年輕,等我們再長大些,事情一定會有所不同。

然後,艾斯克部長,我們這共有的身體成長了。我們不再到青年中心閒混,帽衫換成了黑外套,鴨舌帽變了領巾。我們不再打籃球,開始在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唸經濟學。有一天我們佇立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外,忙於寫筆記(我們修讀的雖然是經濟學,心底卻做著作家夢)。突然有人從右邊出現,是一個健碩的戴著聽筒的男人。「甚麼狀況?」他向我要了身份證,然後用警察抓握的方法推我們的手臂,把我們送到警車上,明顯的要我們坐在那裡等著確定我們的身份。看來我們符合了通緝描述,顯然我們長得像某人。我們在警車裡坐了二十分鐘。孤單的──但又不真的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百多人走過。他們看我們的眼光彷彿在嘀咕:「哎這,又一個,不過這傢伙完全服從我們的偏見嘛。」

我多希望你當時與我一起在那警車上,艾斯克部長。可惜你沒有。我孤獨的坐在那裡,跟每個行人目光交接,試圖讓他們知道我不是有罪,我只是以某種很普通的方式站在街上。但身陷警車後座著實是百辭莫辯。權力一再假定你是他者的時候,要成為社區的一份子是不可能的。

二十分鐘後我們獲釋了,沒有道歉,沒有解釋,只有冷冷的:「你可以走了。」然後我們那腎上腺素急速上升的身體離開了那個地方,我們的腦袋在運轉:「我要寫下這件事。」但我們的手指知道這不會成真。因為我們的經驗,艾斯克部長,與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相比顯得微不足道;我們的身體在主流風俗文化下成長,我們的母親來自瑞典,跟那些完全無權、無財、無身份的人的遭遇相比,我們的現實舒適得像放滿墊子的房間。我們不用面對遭遞解出境的威脅。我們從外國回來時不用冒被監禁的風險。因為知道不少人的情況更壞,我們選擇沉默,這些年來都沒有為此寫過片言隻語,直至許久後今天政府引入了REVA,〈法定有效執行計劃〉。警察開始在購物中心搜索,又駐守在那些協助無證人士的辦事處外。有著瑞典出生孩子的家庭被驅逐到陌生的國度,瑞典公民被逼出示護照證明他們屬於這裡。然後某司法部長解釋這與種族歸納完全無關,只是「個人經驗」云云。權力的例行公事。暴力的慣性做法。每個人都只是執行職務──警衛、警察、海關人員、政客、人民。

說到這裡你便打岔問道:「事情怎麼會這樣難明白?每個人都要遵守法律。」我們會回答:「要是這法律本身是違法的呢?」

然後你說:「這是優先次序的問題,我們沒有無限的資源。」我們回答:「那為甚麼總是有錢去控告無財無勢的人,而沒有錢為他們辯護?」

接著你會說:「可是我們如何兼顧廣泛的社會安全網並歡迎所有人?」這問題著實打亂我們的陣腳,一時為之語塞──說實話,我們並沒有清晰的答案。但我們知道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是待罪之身,當穿制服者不斷散播不穩、國家法律用作對付其公民之時,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然後,艾斯克部長,你覺得受夠了,你掙扎要離開我們的身體,就像讀者們會覺得這封信有點長了,它總在重覆,到不了重點;你對極了,這事情是永無止境的,沒有解決辦法,沒有緊急出口,一切仍會循環往復,因為深層的結構不會隨著否決REVA而消失;REVA是長期持續、低強度壓制的合理延伸。REVA因為我們無能改革根深蒂固的國家自我形象得以生存,而今晚在你附近一個酒吧外等著進去的排隊人群裡,非白種人要有系統的散開避免給守門的攔阻;明天在申請公屋輪候處有外國名字的要用他們伴侶的姓去登記,以免申請遭受拒絕。就在剛剛投遞的一份求職申請中,一個平常的瑞典人要用大楷在表格寫上「出生並成長於瑞典」,因為她深明不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但沒有人會有行動。反之,我們只汲汲查找那些只為了安居樂業而遷移到這裡的人們,能為(某些)公民提供這種安樂生活卻正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我之所以用「我們」,因為我們屬於這個全部,這個社會整體,這個「大家」。

現在你可以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