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Open Letter to Beatrice Ask

Jonas Hassen Khemiri

Artwork by Ellen Blom

亲爱的艾斯克部长:

有许多事情造就我们之间的不同。你出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是在七十年代末。你是女人,我是男人。你是政治家,我是作家。但有些事情我们是共通的。我们都修读过国际经济学(最後也没有毕业)。我们有著差不多的髮型(纵然我们的髮色是如此不同)。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正式公民,在其境内出生,通过语言、国旗、历史、基础建设联繫起来。我们在法律面前均是平等的。

因此,上星期四电台节目 〈P1 早晨〉(P1 Morgon)向你提问,作为司法部长,你是否关心人们──公民、纳税人、选民──声称曾仅仅因为外貌(黑皮肤、非金髮碧眼、黑头髮)而被警察截停查核身份,你的回答著实教我惊讶:「一个人对於『为甚麽我会被查问』的经验当然可以是很个人的。有些曾犯罪的人觉得自己总是被查问,即使从表面上很难断定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要判断警察的行动有否依循法律规则,我们要著眼大局。」

多有意思的措词──「曾犯罪的人」──正好形容我们;所有人在證明自己清白前都是有罪的。甚麽时候开始,一个人的经验成了种族主义结构的一部分?它何时变成歧视、压迫、暴力?所谓「大局」又何能把众多公民的个人经验排拒在外?那要根据谁的经验?

我只想请求你一件事,艾斯克部长。让我们来交换皮肤和体验吧。来,就这样。你从不反对古怪的想法(我还记得你那极富争议性的提议:所有嫖客都应该收到淡紫色的通知信)。

我们来互借身体二十四小时。首先,我会进入你的身体感受作为一个女人在父权主导的政治世界滚是怎样一回事。然後你可以借我的皮囊去瞭解,当你出门走到街上,下行至地铁,走进购物中心,遇见警察站在那里,把持著法律,利用职权要你證明己身清白,那被唤起的记忆。他人的欺侮,他人的制服,他人的目光。不,我们用不著追溯至二战时的德国或八十年代的南非。最近的瑞典历史已然足够,那些我们的共同身体蓦然回想起的连串随机经验。

六岁时我们飞抵家乡阿兰达(Arlanda)。我们拉著父亲出汗的手走向海关,他清了清喉咙,特意修好髮型,膝下的皮鞋擦得晶亮。他检查了两次,确定他的瑞典护照放在对的西装内袋。所有粉白肤色的人都通过了,我们的父亲却被拦截下来。我们以为,大概只是巧合吧。十岁,这一幕再次上演。也许是他的口音。十二岁,仍目睹同样情景。可能因为他那坏了拉鍊又有破洞的袋。十四岁,十六岁,十八岁。

七岁开始上学,父亲早就向我们介绍这个社会,那时的他已恐怕孩子要承继外来人身份而惶惶不可终日。他说:「我们这种样子,要做得比别人好千万倍才能不被人否定。」

「为甚麽?」

「因为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呀。」

「你也是吗?」

「我是例外。」

这正正是种族主义的操作。它永远不是我们的罪疚,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基因。它总是在他方,不在这里,不在我、或我们之内。

八岁,看动作片见到黑人强姦,用重喉音说髒话,打自己的女人,绑架他们的孩子,操纵、说谎、偷窃、虐待。十六岁、十九岁、二十岁、三十二,不断看到如此单面向的角色被一再滥用。

九岁,决心要成为班上最用功的书獃子,世上最厉害的拼命三郎。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可是後来班上来了代课老师,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认定我们是捣蛋鬼。

十岁第一次被光头党追赶,但那可不是最後一次。他们在贺加列雪根大教堂(Högalidskyrkan)下的老长椅瞥见我们的共同身体,他们咆哮,我们奔跑,躲避进门道,口里带著血腥味儿,一路回家我们的心惊悸不已。

十一岁,读漫画中的东方人总带著异国的神秘,美丽褐色的眼眸,感性却又诡谲。

十二岁,到Mega Skivakademien听唱片,但每次那些警卫都像鲨鱼般包围过来,向著对讲机说话,在数米外亦步亦趋。我们尝试行动如常,竭力避免流露可疑的形迹。要走得正常点,碧翠丝。像平日一样呼吸。逛到唱片架前,用一种明显没有打算偷的方式取下吐派克的唱碟。但那些警卫仍监视著。在某处,就在那里,我们共同身体的深处,有一种羞耻的愉悦,因为初尝到那囚禁著我们父辈的结构,找到为甚麽父亲们永远不能在这里发迹的原因,明白何以他们的梦想全都葬身在打回头的求职信海中。

十三岁,开始出入青年中心,听到许多故事。一个朋友的哥哥因为反驳诺尔马诺姆(Norrmalm)的警察而被扔上警车,然後丢到纳卡(Nacka),鼻子流血。另一个朋友的表亲被保安拖拉进斯鲁森(Slussen)地铁月台的小房间殴打(他们还用电话簿垫著他的大腿以免留下瘀痕)。父亲的友人N被巡逻警察发现他说话结巴而给锁进醉酒房,第二天警察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急症室里医生诊断为脑溢血。丧礼上,他女朋友说:「假如他们曾拨个电话给我,我就能让他们知道他没有喝酒了。」

十三岁半,居住的城市被带枪和镭射瞄準器的男人狙击,他已在七个月内射杀了十一个黑头髮的人了,警察还不介入。而我们共同的脑袋开始设想,通常穆斯林的境遇最糟糕,有著阿拉伯名字的总是最没权力(还完全压抑著回忆从前其他建制掌权的时光──例如那个在学校里大家都唤他作「犹太人」的傢伙,他牛仔裤头的皮带扣被锁上了铁链,整个人给拴在栏栅,他努力要挣脱时大家都取笑他;他自己也笑,他试图要笑;我们也一块跟著笑了吗?)

十四岁,刚踏出霍斯加坦(Hornsgatan)的麦当劳,就被两个警察查问身份證。十五岁,坐在Expert电子店外,一架警车停了下来,两个警员前来查身份證,还问了今晚有甚麽事情。然後又跳回车里。

内心总在天人交战。有把声音说:他们没有他妈的权利来预判我们!他们不配穿著制服拉起他妈的警戒线封锁这个城市。他们不得使我们在自己的邻里间活得不安!

另一把声音却说:假如那是我们的错?我们很可能太高谈阔论了。我们穿了帽衫和运动鞋。我们的牛仔裤太不称身,口袋的数目又如此可疑。我们错误的有著恶棍的髮色。当初我们就应该选择让皮肤长少点黑色素。我们的姓氏凑巧令这小国的人联想到他们仅是大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还年轻,等我们再长大些,事情一定会有所不同。

然後,艾斯克部长,我们这共有的身体成长了。我们不再到青年中心閒混,帽衫换成了黑外套,鸭舌帽变了领巾。我们不再打篮球,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唸经济学。有一天我们伫立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外,忙於写笔记(我们修读的虽然是经济学,心底却做著作家梦)。突然有人从右边出现,是一个健硕的戴著听筒的男人。「甚麽状况?」他向我要了身份證,然後用警察抓握的方法推我们的手臂,把我们送到警车上,明显的要我们坐在那里等著确定我们的身份。看来我们符合了通缉描述,显然我们长得像某人。我们在警车里坐了二十分钟。孤单的──但又不真的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百多人走过。他们看我们的眼光彷彿在嘀咕:「哎这,又一个,不过这傢伙完全服从我们的偏见嘛。」

我多希望你当时与我一起在那警车上,艾斯克部长。可惜你没有。我孤独的坐在那里,跟每个行人目光交接,试图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有罪,我只是以某种很普通的方式站在街上。但身陷警车後座著实是百辞莫辩。权力一再假定你是他者的时候,要成为社区的一份子是不可能的。

二十分钟後我们获释了,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只有冷冷的:「你可以走了。」然後我们那肾上腺素急速上升的身体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的脑袋在运转:「我要写下这件事。」但我们的手指知道这不会成真。因为我们的经验,艾斯克部长,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在主流风俗文化下成长,我们的母亲来自瑞典,跟那些完全无权、无财、无身份的人的遭遇相比,我们的现实舒适得像放满垫子的房间。我们不用面对遭递解出境的威胁。我们从外国回来时不用冒被监禁的风险。因为知道不少人的情况更坏,我们选择沉默,这些年来都没有为此写过片言只语,直至许久後今天政府引入了REVA ,〈法定有效执行计划〉。警察开始在购物中心搜索,又驻守在那些协助无證人士的办事处外。有著瑞典出生孩子的家庭被驱逐到陌生的国度,瑞典公民被逼出示护照證明他们属於这里。然後某司法部长解释这与种族归纳完全无关,只是「个人经验」云云。权力的例行公事。暴力的惯性做法。每个人都只是执行职务──警卫、警察、海关人员、政客、人民。

说到这里你便打岔问道:「事情怎麽会这样难明白?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我们会回答:「要是这法律本身是违法的呢?」

然後你说:「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我们回答:「那为甚麽总是有钱去控告无财无势的人,而没有钱为他们辩护?」

接著你会说:「可是我们如何兼顾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并欢迎所有人?」这问题著实打乱我们的阵脚,一时为之语塞──说实话,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我们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待罪之身,当穿制服者不断散播不稳、国家法律用作对付其公民之时,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然後,艾斯克部长,你觉得受够了,你挣扎要离开我们的身体,就像读者们会觉得这封信有点长了,它总在重覆,到不了重点;你对极了,这事情是永无止境的,没有解决办法,没有紧急出口,一切仍会循环往复,因为深层的结构不会随著否决REVA而消失;REVA是长期持续、低强度压制的合理延伸。REVA因为我们无能改革根深蒂固的国家自我形象得以生存,而今晚在你附近一个酒吧外等著进去的排队人群里,非白种人要有系统的散开避免给守门的拦阻;明天在申请公屋轮候处有外国名字的要用他们伴侣的姓去登记,以免申请遭受拒绝。就在刚刚投递的一份求职申请中,一个平常的瑞典人要用大楷在表格写上「出生并成长於瑞典」,因为她深明不这样做会有甚麽後果。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没有人会有行动。反之,我们只汲汲查找那些只为了安居乐业而迁移到这里的人们,能为(某些)公民提供这种安乐生活却正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我之所以用「我们」,因为我们属於这个全部,这个社会整体,这个「大家」。

现在你可以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