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以荒謬行止的選定與執行做為出發，驟然生成於時、空相互並置的參照中，為的是喚醒人對自身處境的自覺。我的作品往往引導一種循環的機制，一種緊緊相扣，環環相連，互為表裡，艱巨的、生命時間和動力的搏鬥；問題不在於酷刑的命定， 而在於了解命定的格局，在這個格局下我們必須一再以身軀以及具體的生命時間來面對與穿越。人必須先自覺於這個時空鄉愁的黑洞，爾後你才能 有意義的移動。我的作品皆源自於此。
油漆工
『我 就是油彩 不知生長於何時何地 自從被人帶進了工廠 就在女工纖細的 手裡 把我分解又分解 成為有用的原料 再也不知道這世界發生過什麼事情 只知道這裡是機器的工廠 在吱呀 吱呀的響聲裏 壓的一聲 我變成了粉沫 堆積台前的 都是我同伴的屍體 他們全在「壓」的一聲下犧牲了 又是下噠 下噠地響起 什麼在推我滑進長管 掉入水槽 沉的 浮的 和半浮半沉的 全是我的同伴 一下 工人已在打撈 不管是沉的 浮的 全被救起 等著晒乾 這次 我被拋在油鍋裡 拌成了粘糖漿 燙得死去活來 人在焰焰中把我提起 醒來時已被裝在鉛桶裏 紅的 黃的 青的 紫的各色紙纖標寫我的名字 我貼著它躺進紙盒 來到人的世界 有ㄧ天 我被人買走了 他是個畫家 每天 他把我擠出來 調著 弄著 塗著 刷著 好久好久 我才乾成一幅畫掛在畫展的會場 噢 真沒想到 這麼多人在羨慕的望著我 讚美我 那到底為什麼 難道因為我有過辛酸的命運 ！』
相機店老闆
現代生活幾乎人手一數位相機，大量的數位圖像成為記錄生活的一種方式，就像伊娃．魯賓斯坦（Eva Rubinstein）所說的「拍一張照片就像在世界上某處找回一部分自己」。在我的作品裡試圖使用攝影的美學角度去切入現實生活，利用攝影的特性：不經意性、短暫瞬間、故意的閃光錯誤讓影像停留在一種所謂很"攝影"的狀態，我認為這樣的視覺狀態更貼近於當代大量依賴影像來閱讀世界的生活形態。媒體中的影像將敘事性的整體分解為碎片，藝術的韻味變成了「平面」－ 人們生活的時空發生了裂變，一切優美、寧靜、精神性的東西遭到了零散化，人們觀看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而我則試圖以繪畫創作的形式在這些「碎片」中窺見那些已破碎，而不可複聚的整體本質。
藝術家訪談
李耀龍： 請談一下Statement這件作品是怎麼開始的？
饒加恩： Statement這個計畫是我2009年8月回台灣駐村時開始構想的，主要的原因是基於對於區域美學的觀察，因自己在2000年後就到歐洲念書和繼續繼續的創作，因此很自然會比較英國、法國、美國和台灣對於當代藝術的觀點，以及其建構價值的方式。而Artist Statement在當代藝術扮演的角色是很特別的，因為藝術家試著用它填充一般大眾對當代藝術空白，並希望藉著它讓作品更具正當化，也因此我被這個狀態所吸引，所以在台灣的那三個月中，我收集了一些當地藝術家的創作自述，也做了分類和編年。
李耀龍： 在這件作品的artist statement中，我看到你引用了"speech act"這個辭彙。可否說明你讓一般社會大眾在攝影機前演出"speech act"是為了達成什麼？
饒加恩： The speech act 是語言學上的用語，而它主要的功能在於利用發語的同時，製造或提出隱藏的意義，就如在餐桌時問，若某人問"有水嗎？"發語者事實上是要表達她（他）想要水，也讓別人可以將水遞到你的手上。因此我將Artist statement比喻成這個動作，它的產生是為了要讓聆聽者知道他的慾望並希望讓聆聽者將"X"遞到創作者的手上。而作品中，我將Speech Act的發言者錯置，正確的說，我依照藝術家的意念，將Artist Statement交與他們不預設的對象，並由所謂的大眾重新執行這個動作，藉由這迴轉的動作，我試著將藝術創作者所想要的"Ｘ"提出來討論，讓觀眾思考到底藝術創作者要的是什麼，以及是否當代藝術真的如神話所說是這麼無條件地給與所有大眾？
李耀龍：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這三支你提供的artist statement片段，你是如何決定那篇artist statement該由何人來詮釋？然後這些artist statements是否跟你如何看待警員、相機售貨員等職業有關呢？
饒加恩： 這三段影片的內容，是從170多篇撞創作自述中挑選出來，並不是我所撰寫，分別是陳澄波(born 1895)、湯皇珍 (born 1958)以及何竹君 (born 1982）三人的創作自述，挑選的原則並不是只依據藝術家的成就，而是採取抽樣的方式，整個過程可大致歸納成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做田野調查資料的收集與歸納，然後從中選了35偏左右的創作自述，再依照文字的平面和片面意思，以橫向的方式想像這些創作自述可能是（或不可能）由什麼樣的人口中講出，最後才是透過各種管道找合作的人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避免讓演出者過度準備，而且通常都是選擇前第一或第二次的拍攝，為的是保留那種對於藝術語彙的生疏感。 這六個人（三位藝術家和三位非議術家）的關係，在影片中是以類比、對比和對應的方式處理，老畫家將自己比喻成顏料的原始礦物之於一位付出勞力賺取生活的油漆工，警察的社會職責對比於藝術家的社會脫序行為，以及年輕藝術家對於影像的看法，對應於老相機店老闆從底片相機生意轉形成經營數位相機生意。 與其說是如何看待警員、油漆工或相機售貨員，不如說我試著提出當代藝術創作和大眾的關係，這是一弔詭的狀態，因一方面，幾乎所有藝術家都宣稱他們的作品是給所有人的，創作自述的撰寫也是為了讓大眾快速的理解作者在做什麼，但實際上，能理解當代藝術或現代藝術的族群卻是非常的小眾，甚至說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架構。儘管在民主政治中，所有人都有權力解釋一件作品，但我們也必須承認藝術創作卻經常發生在已被認可的文化共識外。
